圖：香港電台
科技大學經濟系教授雷鼎鳴上周發表題為《「佔中」者所不知的責任》的文章，指佔中令港股於上周一及二累跌逾700點，相當於蒸發7,000億元財富，即使打個五折，每名示威者也帶來500萬元的損失，是為佔中者的責任。我再三細味雷教授的邏輯，越看越不明所以，斗膽提出幾項疑竇。
首先，佔中的構思提出近兩年，用股市的術語，即是人家的announcement已發佈兩年，現在正式落實「交易」，難道股價現在才反映？若果市場是有效率的，照計早早已將佔中的消息考慮在內，未反映的，只能是市場原先預計不到的。甚麼是市場預計不了的，是佔中提早了幾天行動嗎？還是想像不到政府會出動催淚彈？若果是後者，震散港股的，會否其實是港府使用過度武力的因素。
退一萬步說，若果市場真的缺乏效率，到上周一才如夢初醒地發現佔中，但又是否可以把所有跌幅都歸咎佔中呢？外圍及內地因素的比重如何？又有多少是噪音？不釐清有關因素，便不容易解釋港股上周五何以於低位大反彈500點，難道又是佔中的帶挈？
以股市升跌來評價一項社會行動，本來就不嚴謹，而且容易犯駁。我也可以說，7月2日預演佔中，警方拘捕511人，但當日港股升358點，進賬3,000多億元市值，相當於每名被捕的示威者為港股投資者帶來6億元財富。
再者，用股市下跌來比喻損失，也不一定貼切。因為投資者一日不沽股，一日未埋單計數，賺蝕只是虛數，並不代表你荷包內的錢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席勒（Robert Shiller）便曾說過，每當股市下跌便以為輸錢的想法是謬誤。股價從不等於金錢，它只是投資者對這家公司價值的最佳評估，只是一個想像，當中只有少數人會用這個價錢付諸行動。
因此，一場股災後很多人會問，這麼多人輸了錢，這些錢去了哪裏？答案是，除了那些高沽低撈的人以外，其他來不及沽貨的股民的財富，都是無聲無息地蒸發了。因為這些賬面的浮華，從來都不是真錢。賬面損失及實際損失可以大不同，甚至是兩回事。
第三，股市未必反映經濟損失，中資股目前已佔逾恒指一半比重，令港股與內地股市的相關系數大增，港股反映本地經濟因素的比例越來越少，反映內地因素越來越多。佔中的實際經濟損失，港股已無法準確反映。
佔中當然會局部影響民生及經濟活動，並會反映在日後的GDP之上，我估計除了被佔領街道的商舖會有直接打擊外，其他地方的影響並不顯著，當然政府自會有它的一套「版本」。我想對那些很看重「搵食」的人士說，佔中這盤賬不是一味有出無入的。
被雷教授形容為「傑出」的麻省理工大學經濟系教授阿森莫古（Daron Acemoglu），年初曾發表一份研究《Democracy Does Cause Growth》，探討走向民主與經濟增長的關係，他考究了1960至2010年間一系列國家民主化及其經濟表現的數據，發現一個邁向民主體制的國家，長遠人均GDP平均會提升約20%，無論民主起步時的經濟發展水平高低都適用。
他認為，民主之所以能夠帶動經濟，是因為會鼓勵更多投資、教育，引入經濟改革，改善公共服務，及減少社會不穩。引用阿森莫古這個發現，若果今次佔中能打開香港民主的困局，則香港的人均GDP有望額外增加兩成，以2013年本港人均GDP3.8萬美元及720萬人口計，即本港GDP會上升550億美元，假設參與今次佔領行動人士有7萬，則每人可為本港GDP貢獻610萬港元。這是比股份市值更實在、更能讓普羅港人直接受惠的GDP，由這角度看，可以看出佔中者對長遠「搵食」的貢獻。
搵食重要，但並非所有事都要用搵食來衡量價值，我們只希望有一個market economy，而非變成一個所有價值都要量化成金錢的market society。雷教授的立論，恐怕會加強外界對經濟學不外乎是一堆常識的感覺，亦更引證了「Economists know the price of everything and the value of nothing」的說法。
相比於不影響太陽照常升起的股市起落，我更關心這場運動中為香港打拼未來的同學安全，他們所展示的公民質素，有錢也買不到。
【原文刊蘋果日報】